这个难言之隐是苏联军队二战疲软的罪魁祸首?

俄国作家、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在《罗斯国史》一书中记载,早在1499年,维亚济马的一位公子哥鲍里斯公爵在斯莫棱斯克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染上了一种“病因不明”的皮肤病,而其病状描述十分类似初期梅毒的表征。从此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这个北方雪国的男性公民们又多了一种“难言之隐”,久久不散。

在布尔什维克逐渐开始掌权之后,性病话题始终都是一个刻意回避的线月,第一场专门研讨淋病防治的会议就在莫斯科召开了,当时甚至连俄国内战还未彻底结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苏联开始大力整顿性病患者,并在意识形态上将性病与作风态度结合起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人民委员会早前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卫生管理局有权进行强制性检查,必要时对性病传播患者进行一切手段的治疗。所有的这些措施都让苏联城乡人口的性传播疾病出现了断崖式的急剧下降:到1940年之时,整个苏联城镇人口的梅毒发病率降低到1913年的1/28,每千人罹患性病的平均人数仅为17人;而在萨哈林、库页群岛等偏远地区,性病的发病率甚至低到足以忽略不计的0.6%,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

带着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良好形象,苏联人在1941年6月下旬开始进入战争状态。其实,在整个斯大林的执政时期,有关红军士兵内部的性传播疾病话题都是一个绝对禁忌的话题,因为这不仅关乎到红军士兵的光辉形象,更在于这种疾病的直接诱因——不洁性行为或是——始终都被苏联视为资本主义糜烂生活作风的典型表征。一直到了1951年,一套名为《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的苏联医学经验》的研究著作丛书在莫斯科出版,一段历史揭开了厚重的面纱,展现在世人面前。

此套丛书共分为35册,内容全部来自卫国战争期间的前线医疗数据。当时,引发轩然的是其中的第27册《皮肤病与性病防治》,该书首次对外公开了红军士兵在整个战争中的性病感染、治疗、预防等敏感话题。迫于政治以及外界的压力,这套丛书的编撰方删除了一部分最为敏感的数据,如红军士兵身患性病的人数、党员比重、民族构成与病体类型分布,等等等等。不过,透过这些遮遮掩掩的表述,读者依然能够知晓一个事实,那就是苏联红军的确与美、英、德、日等二战主战国部队一样,存在了数量不小的性病患者!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玛丽·罗伯茨(Mary Roberts)展开研究推算,结果认为每1000名苏军士兵的患性病比例是逐年递增的:1942年(32人)—1943年(34人)—1944年(42人)—1945年(57人)。 如果单纯进行比较的话,苏联士兵的患病数量在任一时间段都远低他们的盟友美国,但这并没有什么能让苏联人值得骄傲的,因为苏联和美国的战局有着截然不同的情况:美国本土在整个战争中几乎没有遭到袭击,而苏联领土由于直接遭到入侵,因此其人口数量曾一度锐减到战前的70%以下。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前就已颁布了针对军队的性病预防措施,而苏联直到1942年4月才在陆、海军两位随军性病学专家帕甫洛夫(S.T. Pavlov)与戈尔博维茨基(S. E. Gorbovitskiy)的提议下,制定了基本的性病预防条例,并要求“为了防止苏联军队的性病传播,须采取一个和谐而深思熟虑的组织与预防措施”。而且,组织病人的医疗保健必须基于以下两个原则,即“一、对患者进行最大程度的护理;二、对梅毒、软下疳以及急慢性淋病感染患者一旦发现,予以100%住院治疗处理”。

基于此份提议,苏联在各个部署军区和前线军队内部开始组建单阶段治疗形式的护理体系(美国是病灶治疗和康复治疗的双阶段形式)。为了回避“性病”一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苏联人改用“皮肤保健”加以替换。

不过,苏联人不得不面临两个残酷的现实问题:一是医疗人员不足。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的性病防治医生的数量处于严重不足或经验欠缺的状态,仅在卫国战争开始的第一年之后,伊万诺沃地区的性病医生数量就比战前减少了40%,而在莫斯科的确更是减少了75%之多!二是治疗药物匮乏。苏联当时所用的很多药品必须通过美国的援助,而盘尼西林便是其中之一。盘尼西林在二战期间始终是各国用于性病防治的首选药物,但当时只有美国掌握了批量生产此类药物的技术。美国政府一口答应会给苏联人充足的药品援助,但由于美国作为“民主兵工厂”、需要援助的国家实在太多,因此对苏联的药品供给也是断断续续。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医学科学委员会与全苏性病防治协会根据卫生人民委员部的要求,于1942年12月3日在塔什干召开第一次联合会议,着重讨论军队内部的性病预防与治理工作。经过一番妥协与结构重组之后,卫生人民委员部在1943年10月27日下发第43号部委令,要求对于红军内部的性病医疗单位进行重新安排,同时要求各军队以排一级为基本单位,对于梅毒、淋病等传染病必须进行强制性通知汇报,并规定流行病学专家与性病学科医生采取住院治疗模式。

经过这番调整之后,每一名性病患者理论上都可以获得至少2周的治疗周期。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医疗人手不足以及前线医疗设施条件的简陋,很多患者的治疗周期甚至还不足5天时间;有些士兵由于一时无法安排床位而只能接受医生的流动治疗——实际上往往只是拿到几包预防药品而已。根据阿尔汉格尔斯基(S. P. Arkhangelskiy)在《皮肤病与性病防治》一册中的报告结论,在卫国战争期间,多达86.3%的原发性梅毒患者发生溃疡性硬化现象,并转为顽固性继发梅毒。但让人遗憾的是,继发性梅毒患者占住院病人总数的9.4%——也就是说,每10名性病患者中,至少有9人处于主观或客观原因而无法接受进一步的医疗救治 。

实际上,苏联的性病治疗工作不但难以完善,在宣传预防上做得也不够。在传统观念中,这始终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因此直到库尔斯克战役之前,苏军内部都没有系统的有关性病预防的宣传工作,也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创作旨在宣传或是指引所用的海报、标语或是宣传单。在这种环境中,各个连队的卫生员始终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羞涩态度,更习惯于用“皮肤病”来加以解释性病问题。

在性病防治上,苏联军队中还存在一个难以治愈的 “硬伤”——就是能获得的避孕套数量过少。总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避孕套的生产需要消耗橡胶,这在当时是极为宝贵的战略物资。而且由于政策原因,苏联军队并不公开发放避孕套。在这样的条件下,红军战士除了从后方自行携带,其余只能从俘虏的德军身上缴获了——有资料称美国政府援助的资源中也包括一定数量的避孕套。直到战争后半段,苏联人才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西北方面军军事卫生局在1943年11月发布《防治性传播疾病指引》、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在1945年下发《旨在预防性病传播的工作指示》等等,但力度仍旧显得十分孱弱。

在战争开始前,苏联对于是采取坚决取缔的态度,但战争开始之后,很多占领区的妇女迫于各种原因,开始和德军士兵暗地从事皮肉交易,一次可赚取2—5帝国马克(1帝国马克折合10乌克兰库邦)。德军管理层曾对苏联国内的性病问题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相信,近乎严苛的生活制度与政治纪律足够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不敢想入非非。不幸的是,位于基辅的德国党卫军驻乌克兰保安分处在1942年1月对于占领区所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就在捷尔诺波尔发现了36名疑似患有性病的,其中24人后来确诊。另外,仅在利沃夫一处,保安分处就查出了180名,而这一数字在基辅甚至翻了两倍还不止!形势是如此触目惊心,以至于东部总督辖区保安司令弗朗茨?施塔莱克(Franz Stahlecker)给东部占领区政府局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即刻对占领区境内的布尔什维克居民进行严格的健康筛查,谨防传播性疾病对于帝国军人的影响。”

随着苏联红军节节反攻,并在1943年下半年开始逐渐收复失地,这些“暂时失业”的暗娼很快就迎来了一批新的客人;她们会对很多寂寞难耐的红军士兵谎称自己的丈夫正在前线杀敌或已阵亡,因此新客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和她们干柴烈火一番。结果,她们很快就失望地发现,新客人并不会按照她们的明码标价支付嫖资,就算给钱也是推三阻四,有时候甚至用军用口粮顶替。不过,她们的新客人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暗娼其实有相当数量都是性病携带者!这个问题直到1944年初才得以显现——当时苏军已经进入到战前的波兰境内。直到此时,苏军才开始对驻军附地的人口情况进行筛查,并严格限制士兵不必要的外出活动。

这番治理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却始终无法回落到一个安全的临界线之下。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发表了医疗服务部副部长兼主治妇科医生捷尔琴斯基(G. D. Derchinskiy)将其归咎于“苏联军队内部妇女同志的作风问题开始腐化”,他在《关于在部队内部积极开展妇女疾病的预防工作》一文大力呼吁部队女兵洁身自好,不要贪图一时快感而进行没有安全措施的性行为。然而这个呼吁来得太迟了,因为此时,很多不检点的苏联女兵早已放任自流,和轻浮的男性士兵沉瀣一气,最为著名的当属那支最著名的“酒色”集团军:第59集团军。比如,第378步兵师师长多罗费耶夫有一次在跟一群女医师鬼混了两天两夜之后对他的部下说:“这儿的妇女说白了就是,你就得用她们,你们这些指挥员可不要错过这个大好机会” 。

这种泛滥、身染性病的现象实际并不是个例现象,上至前线司令部指挥,下至普通列兵都有很大的波及。在苏联红军部队进入中国东北之后,也开始有种种令人不愉快的摩擦发生。直至战争结束之时,苏联军队内部的性病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之后数十年、直到解体之时,苏联都没有公开卫国战争期间军队内部患上性病的人数,但根据不少西方史学家的保守估计,这一数字将不少于40万人,而如果将苏联平民也纳入计算范围的话,这一数字恐怕将会突破70万 。

对比同期盟国,这一数值几乎只有美国患病人数的一半左右,但不容回避的一点是,无论是医疗条件、治理水平还是宣传力度,美国人都远在苏联人之上。苏联的政治制度为性病预防和治理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理论框架,但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约束,实际状况并不如人意。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十多年,直到1950年代末,苏联军队的卫生状况才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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